湖北党史>何耀榜传

二、心中装着大别山

2014/12/18

  在华东医院,何耀榜开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当时,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南京军事政治学院学习。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关于组织编写红军时期各支人民军队战史资料的要求,诞生于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一些干部,已经开始组织力量,讨论编写方案,收集历史材料。然而,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是否编写红二十八军战史,如何编写红二十八军战史,大家私下议论开来,形成几种不同的意见。

  由于高敬亭被错杀后未予平反,红二十八军老战士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人横加指责,有人讳而忌医,有人心甘委屈,有人据理力争。听说老战友何耀榜在上海华东医院休养,几个人一同来到上海,专程找何耀榜商量。

  何耀榜红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如指掌,认为红二十八军是党领导的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在南方八省十三支游击队中,是唯一一支成建制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八军人数最多,武器最好,牵制和消灭敌人最多,历史功绩不应抹杀。

  然而,如何摆正和处理红二十八军与高敬亭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过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有一定的难度,搞的不好就会发生政治偏差,出现政治风险,有人甚至担心会戴上“为高敬亭翻案”的政治帽子。

  几个人讨论来商量去,还是不能作出决断。老战士蔡炳臣十分着急,他认为何耀榜不在工作一线,熟悉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些情况,先由他撰写几篇回忆文章,看一看当时的政治反应。

  大家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何耀榜也欣然同意。

  于是,何耀榜开始忙碌起来,思绪驰骋在历史的天空,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戎马岁月,回到了凄风苦雨的战争年代。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当年的历史过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清晰地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他觉得仅仅写几篇回忆文章分量不够,容量也不够,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貎,更对不起一个个死难的战友。他要把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反映出来,把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一一记录下来。

  历史不能忘记,功绩不应该抹杀,何耀榜的想法得到了妻子陈苏波的支持。俩人齐心协力,配合默契,一个口述,一个记录,后来轰动全国的《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就这样在病房里和轮椅上启动了。

  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何耀榜多了一门功课。

  谈到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苦难,谈到共产党人的顽强斗志,谈到游击队员的乐观情怀,陈苏波深受感染。他鼓励何耀榜,也鼓励自己,一定要把这份珍贵遗产记录下来,即使不能公开出版,也应该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留传后人。

  何耀榜每天下午坚持谈上两个小时,他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起劲,谈到关键之处,不免发出感叹。当谈到姜术堂主动给红二十八军传递中央文件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姜术堂为红二十八军的历史走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我们成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最早与国民党谈判的部队。我们共产党人不应该忘记老朋友,只是不知道他现在何处,要是能找到他,详细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该有多好啊!”

  “我们可动员老同志查找,也可请组织出面联系。”陈苏波建议。

  何耀榜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连忙给红二十八军的老同志写信,打电话。可反馈回来的结果,何耀榜甚为遗憾,没有谁知道姜术堂的消息,也没有谁打听到他的下落。

  在华东医院两个多月,几万字的回忆材料整理出来了。根据何耀榜的要求,陈苏波将资料初稿打印后,在红二十八军战友中传阅,征求意见。大家看后反映不错,均表示支持,要求尽快把这本回忆录整理出来。

  回到武汉后,何耀榜继续充实自己的回忆资料。完整地反映大别山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不能不提到高敬亭。高敬亭是红二十八军的核心人物,如何反映他的历史功过,何耀榜犯难了。如果把高敬亭说得一无是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满足老战友的心愿,更是对红二十八军历史的歪曲,战友们自然不能接受。如果过高地渲染和反映高敬亭的历史地位,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甚至可能遭来非议和横祸。

  何耀榜对妻子陈苏波说:“高敬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他像一只老母鸡,把红二十八军紧紧地裹在一起,功不可没。他不分轻重,杀人无数,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可当时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确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而投敌叛变,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非常时期,革命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能把过错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

  在当时,何耀榜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高敬亭,实属难能可贵。这其中既包含着两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也有他不计恩怨,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更融入了他尊重历史,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工人出版社得知何耀榜写作革命回忆录的消息,捷足先登。他们派人来武汉联系,洽谈书稿出版事宜,获取了此书优先出版的权利。可书稿完工后,一年多过去了,工人出版社不仅没有出版此书,也没有关于此书的任何回音。

  就在这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位负责同志在《红旗飘飘》上看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提到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谈判的内容,出现了“何耀帮”的名字。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组织出版一批通俗读物,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认为这篇文章意犹未尽,很有挖掘价值,于是把目光锁在了“何耀帮”的身上。

  “何耀帮是谁?经历如何?现在何处?”当时许多人并不知情。青年出版社几经调查考证,确认“何耀帮”就是何耀榜。

  当时,电影《五更寒》正在全国各地上演。该片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我正规部队撤离中原解放区后,县委刘书记率领大别山地区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情景。他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艰难和困苦,与敌人、叛徒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革命胜利高潮的到来。该片客观而又真实地反映了中原突围后的历史环境,而主人公刘书记――刘拐子,就是根据何耀榜、刘名榜的生活原型塑造出来的。

  一条条有价值的信息汇聚到社长的案头,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浓厚兴趣。在人民军队里,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红二十八军的师长,新四军的旅长;在地方,他是特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工委书记。他的经历贯穿了共产党人武装斗争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不可多得的传统教材。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湖北省委联系后,派青年编辑南新宙前往武汉。南新宙见到轮椅上的何耀榜,肃然起敬。经过一番了解,南新宙知道何耀榜在妻子陈苏波的帮助下,已整理出一本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惊喜万分。

  《大别山上红旗飘》是第一本反映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录,也是建国后老同志撰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书稿特色鲜明,真实细腻,情节曲折,生动感人。南新宙看完留存的底稿,认为此书对青少年很有教育意义,于是迅速返回北京向出版社负责人汇报,并积极主动与工人出版社联系。

  原来,书稿在工人出版社搁浅,是因为涉及到了高敬亭的问题。

  中国青年出版社始料未及,是否继续走下去,社里出现了两种声音。事件到了这一步,总不能半途而废,社长没有气馁和灰心,大胆地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写信,并将何耀榜回忆录底稿呈上,请求指导和指示。

  邓子恢坚持了闽西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对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大致了解,对当时的苦难环境了如指掌,对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感同身受。抗战初期,邓子恢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是当年冤杀高敬亭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青年出版社焦虑地等待着,不久收到邓子恢副总理的批示:同意出版《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

  1959年7月,建党38周年之际,建国10周年前夕,《大别山上红旗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全国发行。该书首印五万册,不到一个星期,一抢而空。该书成为广大青年和革命群众争相传阅的精神食粮,反响十分强烈。

  这年7月至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18万册,仍是供不应求。各新华书店专柜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以阅读此书为荣,以拥有此书为幸。为满足社会需求,广西、河南、辽宁人民出版社各再版五万册,也销售一空。

  随之而来的是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赞誉信、感谢信和慰问信,雪片般地从四面八方飞向武汉,飞到何耀榜家中。何耀榜和陈苏波目不暇接,读着一封封坦诚的来信,他们又一次见证了人民群众中蕴含着的巨大力量,感受到自身劳动成果的社会的价值,领略到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的无穷魅力。

  受此书的鼓舞,何耀榜准备把中原突围后的斗争历史整理出来,贡献给社会。1960年9月,就在何耀榜开始口述第二部回忆录之际,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停止回忆录的出版。根据中央指示,何耀榜手上进行的第二部回忆录停止下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印刷的三十万册《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也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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